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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子必會發光
存在于正規學校教育之外，針對學校課程和在校學生的課外輔導——“影子教育”，目前在國內大中城市已呈現出過熱趨勢。
閆娟娟一早就把兒子小戴送進了英語補習教室，隨后的兩個小時她坐在教室外的長椅上看手機新聞等孩子下課。
小戴上小學三年級，寒假期間閆娟娟為他報了英語、奧數、作文3個課外輔導班，每周上課10個小時。“每節課價格在100元至200元不等，這樣算下來每年的花費都要五六萬元。”面對記者的提問，閆娟娟顯得很無奈。她并不知道，這正是在學術界引起廣泛關注的“影子教育”。
“‘影子教育’存在于正規學校教育之外，說白了就是課外輔導。這是針對學校課程和在校學生的，具有一定規模、在一定場所、有著特定工作人員組織的輔導機構開展的一種教育活動。”中國家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洪明坦言，目前國內大中城市的“影子教育”，已經呈現出過熱趨勢。
“減負”下的快速擴張
“家長們就像打了雞血一樣為孩子報輔導班！”
今年寒假，閆娟娟為小戴報輔導班時，幾個比較有口碑的班都顯示名額已滿。她經過反復斟酌選擇了北京朝陽區金泰大廈的學而思，這個地方匯集了近10家左右的教育培訓機構。按照她的提示，記者又陸續在北京朝陽區的凱德MALL、愛琴海、六佰本以及海淀區的世紀金源等商圈隨機走訪，發現每個成熟的商業場所，都聚集了十幾家甚至幾十家教育培訓機構。每到周末，陪伴孩子上課的一眾家長形成商場里的固定客流，間接促進了各個賣場零售和餐飲業的消費。
這僅僅是北京一座城市的現狀。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各地“影子教育”機構已超過22萬個，市場規模正在快速膨脹。中國教育學會近日發布的《中國輔導教育行業及輔導機構教師現狀調查報告》顯示，2016年我國課外輔導教育規模超過8000億元，參加學生超過1.37億人次，輔導機構教師達到700萬至850萬人。8000億元的市場規模——這個遠超2015年中央財政教育支出的數額，著實讓人吃驚！
需要提示的是，“影子教育”的快速發展，是在國家要求中小學生“減負提質”大背景下實現的。在義務教育階段，國家提倡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提升中小學生教育質量。但在社會競爭和升學的雙重壓力下，中小學生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減負，反而是把從學校減下來的負擔轉移到了校外。這種負擔催生出了學生和家長需求，并使得“影子教育”在這種需求的刺激下迅速擴張。
中國教育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楊念魯介紹說，參加課外輔導的中小學生，總體約占全體在校學生總數的36.7%。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這一數據達到了70%。考慮到放開二胎政策的影響，我國中小學階段在校生總數將穩定在2億人左右，構成了“影子教育”龐大的潛在用戶群體。
“不出意外的話，中小學生課外培訓市場確實會繼續擴大，但這種需求已經出現了非理性苗頭。‘影子教育’只能作為正規學校教育的有效補充，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一哄而上。”洪明說。
監管缺位問題叢生
對“影子教育”的投入，占去了閆娟娟家庭年收入的四分之一，但迄今為止還沒有嘗到甜頭：小戴三年級上學期參加過的幾項比賽，還沒有拿到像樣的成績。孩子雖然在各學科都取得了不小進步，但離家長的期待依然有距離。
閆娟娟不止一次在心里盤算，這樣大的投入是否有效、是否值得？
記者在走訪中發現，中小學生在“影子教育”學習中已經出現“搶跑”現象，課外輔導班不僅是對已學過知識的重復，而且還提前學習新課程，學生在提前學習后有利于其在新學期的課堂上更有效地理解知識點，但有的學生因此而失去了好奇心而在課堂上不能集中注意力，反而使得學習效率低下，這不僅浪費了學生的大量寶貴時間和家長的財力，更讓學生產生對課外輔導的依賴。
除教學內容外，教學質量也缺乏有效監管。許多以營利為主的“影子教育”機構的教學服務質量不容樂觀。由于我國相關部門并沒有制定相應的教學質量監控體系制度，其教學質量只有通過家長的主觀感受去判斷。
走訪各家教育機構報名咨詢處，記者看到墻上貼著各種證明其影響力的證書，卻很少見到相關辦學資質證明。在對這些機構的老師采訪中，老師們對辦學許可資質的回答也不置可否。當記者提出看看相應辦學資質備案手續時，大部分被委婉拒絕。
門檻過低，讓“影子教育”市場出現“小螞蟻”搶食“大蛋糕”的現象。排在教育輔導機構前三名的好未來、新東方和學大教育，市場占有率加起來只有1%至2%左右，8000億元的市場絕大部分被一些中小型機構占去。其中，不乏一些違規經營的培訓機構，弄虛作假、亂收費、卷款倒閉等現象時有發生，擾亂了市場秩序。
中國青年研究所所長鄧希泉表示，“影子教育”的發展得益于教育文化消費需求的日益旺盛，同時也能滿足不同層次學生的個性化需求。但由于管理部門分散、準入門檻較低和過度市場化等原因，使得教育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干擾了我國義務教育推行素質教育、實現教育公平和均衡發展的政策實施，亟待進一步引導和規范。
“退燒藥”施向“供給側”
“‘高燒’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供給側，也就是教育提供方，要想‘退燒’，需要從供給側下手。一方面，需要不斷通過建設提高輔導機構的教育層次，另一方面要在行業管理中通過建立專業規范，不斷提高教育服務水平。”洪明建議道。
鄧希泉同意洪明的觀點，他認為“影子教育”發展的重心應逐漸從規模的擴張轉向提供優質教育培訓服務的內涵發展軌道上來，并提煉出實施教育供給側改革的4個關鍵詞：立法、標準、監管、創新。
立法，就是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針對相關法律缺失現狀，全國人大剛剛審議通過的《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的決定》專設相關內容：民辦學校的舉辦者可以自主選擇設立非營利性或者營利性民辦學校。這對“影子教育”來說是重大利好，一些教育機構的上市障礙也被掃清了。這對整個行業的規范發展善莫大焉。
標準，是抓緊制定“影子教育”的各方面專業標準及評價標準，并在實踐中不斷改進專業標準及認證考評體系。這部分工作由行業協會來完成。
監管，則是要提高準入門檻。以教育部門為主，聯合工商、民政等部門，形成有效合作機制，實現資質條件的審核和日常監管。一些關鍵環節要積極引入第三方托管，保證課外輔導市場的健康有序。
創新，則是充分發揮“影子教育”靈活、多元化的授課方式，滿足不同公眾個性化教育需求。并利用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手段創新教育手段，促進“影子教育”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