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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子必會發光
2011年8月，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河海大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江蘇省教育廳成為被告。此案一度被媒體稱為“《侵權責任法》實施以來南京公民隱私維權第一案”。
“那個案子我后來撤訴了，這個結果可能會令你失望。”在接受筆者采訪時，呂劍峰無奈地表示，他目前不方便向公眾透露撤案的具體原因。
據呂劍峰回憶，2010年6月，他先登錄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信息網報名，一個月后到河海大學現場確認、交費。接著，河海大學將考生信息交給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處理，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把處理后的信息報給江蘇省教育廳，江蘇省教育廳又將信息上報給教育部。
在訴狀中，呂劍峰援引《侵權責任法》隱私權保護的內容，要求上述4家單位賠禮道歉、停止侵權、消除不良影響，并主張退還報名費240元、精神損害賠償金240元。
對于該案，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立法咨詢專家委員、北京天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錢列陽認為，原告很難舉證證明信息是從負責個人信息收集的單位泄露出去的。“民事案件的舉證責任分配是‘誰主張誰舉證’，你把信息給了報考單位，可是你怎么證明你沒給其他人？對方確實得到了你的信息，可你怎么證明這種得到是唯一的、排他的？”
呂劍峰當時的思路是，找3名也收到過“賣答案”短信的大學同學出庭作證。
他認為，如果要讓全世界的人挨個表態“沒有泄露信息”才算完成舉證義務的話，顯然不可能，法院也不會要求這樣做。“我的3位證人都是江蘇省司法系統的工作人員，證言可信度相對較高，這就夠了。”
在這之前，呂劍峰嘗試在考點外現場尋找支持者，也上網發帖征集，可大多數人只愿提供“精神支持”。甚至，他還按短信留的聯系方式與自稱賣答案的人聯系，希望能取得一些證據。
開庭是2011年的事情，距報名MPA已時隔一年。對呂劍鋒來說，庭審過程并不順利。據《現代快報》報道，庭審當天，雙方都無法拿出充分證據，直接證明被告方存在侵權行為，或者對原告沒有侵權。當法官詢問原被告是否同意調解時，雙方都表示不同意。
法庭沒有當庭宣判，后來也鮮有媒體跟進此事。呂劍峰告訴筆者，由于受某些因素影響，事后他只能無奈撤訴，“我不太愿意撤訴。這個案子我等了一年多，對結果也很期待，本來一定要打到底。”
在呂劍峰看來，他對涉及自己的個案結果其實“無所謂”，但如果放在法治進程的歷史長河來看，我國目前還沒有個人信息保護的典型訴訟案例。
2011年12月，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對1958人進行的調查顯示，有73.0%的受訪者在遇到個人信息遭泄露后選擇忍氣吞聲，15.6%的人會查詢誰是泄露者，10.4%的人會去舉報，6.0%的人表示無所謂。
在個人信息保護領域，常被提及的我國新近立法是2009年2月公布的《刑法修正案（七）》的規定：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將本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這個罪在司法實踐中用得比較少。” 錢列陽表示，考生收到騷擾短信，確實有一定社會危害性，但若想走向刑事司法，操作起來比較困難。因為涉及危害后果、數量、證據等問題。
2003年，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草擬了《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專家意見稿，共計8萬字。但時至今日，該法出臺仍無明確的時間表。
呂劍峰用“放水養魚”來形容目前的考生個人信息管理。由于無法可依、維權成本較高，類似現象似乎越來越多。“等情況嚴重再立法，這是‘放水養魚’，已有的損害無法彌補。那些人現在掌握了我電話，等立法出來，我的信息已經轉了多少手了？”
錢列陽也有同樣的擔憂。他認為，如今互聯網的應用越來越普及，但公民信息保護的立法卻跟不上，“不就等于有了柏油馬路，但沒有快慢車分道線，沒有紅綠燈，沒有斑馬線，車不就是隨便開嗎？怎么開都是合法的。”
“其實，誰都知道應該保護公民個人信息，但保護的界限、范圍是什么？另外，立法要注重實際操作，如果沒有合適的程序和可操作性，而只是空洞的口號‘反對倒賣個人信息’，是沒有意義的。”錢列陽說。
